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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快三输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文章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8-11-19  【字号:      】

本报记者 刘慧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离不开财政制度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要建立以“法治财政、民生财政、稳固财政、阳光财政、效率财政”为特征的现代财政制度。法字当先,意味着公共权力将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从国外的经验看,要有效约束公权、建立法治财政,打造好财政这个重要的制度笼子必不可少。距离“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时间表还有一年多时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重构是重中之重,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基础。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通过治理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意味着财政改革从放权、分权走向治权,这个过程是叠加的、继起的,也是渐进的。要通过改革实现地方事权和财权的统一,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加快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硬约束机制。并通过税制的改革达到总体税负优化,激发社会的普遍活力,努力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平等竞争,权利平等,财政就要力求“一碗水端平”,要统一税制,切断“财政脐带”,支持政策上对国企、民企和外企一视同仁。

有效约束公权,建立法治财政

法治国家对公共权力有充分的约束。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公共权力如何行使日益成为公共风险问题。因此,我国提出的现代财政制度的特征将“法治财政”放在了首位。

“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问题之所以突出,基本根源是公共大发pk10漏洞权力没得到有效约束和制衡。从世界治理腐败的历史经验来看,财政是约束公权的重要制度笼子,以预算授权来约束各种公权行使的方向、领域和目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一个政府的规模、政府部门的活动范围都应该取决于国家预算安排,要有效约束公权,建立法治财政,打造好财政这个制度笼子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曾经有预算未被通过而导致政府关门的事例。

全国政协常委张连起也谈到“推动高质量发展须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他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要实现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及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的目标,必须加快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硬约束机制,力争用3年至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全面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需要在合理的方向和合理限度内进行投资和参与。随着市场的发展,过多的政府参与显现出负面影响。

“各级官员关心更多的不是经济效益,而是增长政绩、财政收入、城市外观形象等因素,有些地方政府推动的投资往往具有规模大、同步性和重复性强的特征,这类投资行为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也挤占了市场资源,影响了民营经济发展。”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本报记者表示,政府的参与还因为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过大,导致滥用职权、官商勾结、寻租腐败。近期由于对地方政府举债有了一些约束措施,政府投资已明显减缓,但如何合理规范政府职能、约束政府行为,仍然是一个要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王小鲁表示,当前亟待推进的一项重要改革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实现从增长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竞争性领域,需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清理各种影响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撤除政府保护,杜绝不适当的政府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优胜劣汰,让高效率的企业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为国家治理奠定基础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近些年来,我国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减贫等民生支出比重有增加,政府行政性支出和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与国际通常情况相比,我国财政预算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重仍然过高,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仍然偏低。从广义公共支出看,政府投资支出显著过高。未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向服务公众、改善民生的方向转型。”王小鲁表示,要继续推进实现预算公开透明、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并且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改变财政预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分立的状况。

刘尚希从“民生财政”的角度分析,民生是社会权利维度的基本问题。财政改革要从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利保障入手来考虑,城乡区域人口大规模流动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责任划分提出了新的挑战。流动儿童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农民工的基本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的同城待遇等民生问题,都要求财政从地理静态转向人口动态,让“公共服务找人”,而不是让“人去找公共服务”,让包括流动人口在内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中央转移支付与农民市民化挂钩、实现流动儿童生均经费可携带、与人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事权和支出划分改革等,表明财政改革正在朝着治权的方向前进,为国家治理奠定基础。

在王小鲁看来,减税降费以后财政收入会减少,但现在的公共支出和社保支出相对不足大发快3口诀,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近年来,在减少和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方面有小幅改善,但现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足,具体的标准并不明确,其实可以根据中小学的适龄儿童数量等来确定教育支出,保证在公共服务方面做得更好,减少差距。专项转移支付又太多,转移给哪个地方也没有具体标准,导致使用效率很低。通过调整可以实现更公平有效的财税体制改革。

十九大重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重构,发展要平衡,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需要形成有共识的方案。有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虽然当地财政收入几百亿元,但留给当地的并不多,想为百姓提升公共服务时,资金却捉襟见肘。”

“一碗水端平”,实现平等竞争

当前,各类经济社会主体“机会不均”的问题日益突出,与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不吻合的,必须针对权利和权力实行国家治理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刘尚希表示,市场经济要求的是平等竞争,权利平等,财政就要力求“一碗水端平”。要统一税制,不因所有制不同而税制不同。还要不断硬化国企预算约束,切断“财政脐带”,支持政策上对国企、民企和外企一视同仁。

税制改革可推进更多实质性进展。王小鲁以个人所得税举例分析,现行个税的主要问题是对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不同税率的分类计征,工薪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最高税率45%,经营所得累进率相对较低,财产性收入等非劳动所得税率更低,不实行累进,有些收入不用纳税,这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税负高,真正的富人税负反而低,不利于平衡收入分配。这次的改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把工薪所得、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这四项劳动所得纳入综合计征的范围,反而提高了部分劳动所得的税负。真正需要的改变是对各类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实行综合计征,统一税制,公平纳税,把过高的税率降uu快3遗漏下来,过低或不纳税的提上来。

王小鲁还表示,当前企业社保缴费负担重,五险交全占到了总收入的40%,对企业来说是沉重的负担。除了降税费以外,可加大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的力度,把企业的比例降到最低。有些国有资产可以转让、退出,变现以后可以用来充实社保。过去的改革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经验:改革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所在。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设计和实施,只有广泛依靠社会各阶层的积极参与、发挥其创造力和协作精神,改革才能保持正确的轨道并取得实质性进展。

张连起也表示,应当进一步降低企业非税负担。降低合规费用,停征、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深入治理乱收费,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可以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采取再担保、股权投资等形式支持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完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和税费优惠政策,缓解小微企业、“三农”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总而言之,财政一直都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在不断调整,国家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何“破”与“立”,最终都会归结为根植于社会共同体的财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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